
有的人说阿敏很漂亮,有的人说她其实并不漂亮。说她漂亮的人当然要小心,在别人的眼里,那可能意味着你已经和她上过床了;但是,说她其实并不漂亮的人,也要小心,这很可能表示你对她或和她上过床的人有点嫉妒——那也意味着,你正努力着想和她上床以尽快地治好自己的嫉妒。当然,也可以说所有的小心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每一个人——应该说是每一个男人——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小心翼翼地上了她的床。
阿敏当然知道别人在议论些什么。完全不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议论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尤其像是在这样一个以闲话来维持整个地方的秩序和民风的地方。每一个人不同的只是对议论的态度而已。阿敏把整天把她挂在嘴上的人分成两类:喜欢她的人和嫉妒她的人。但这种分类直指一个中心:她阿敏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侧面来看,无疑都是漂亮的。她又把女人的漂亮分成两种:一种女人的漂亮是一天到晚从镜子里寻找,她觉得这种女人的漂亮是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一种是从男人的眼里或言行举止里找,她觉得这是一种开放的积极的漂亮。她承认自己属于后一种。她很少照镜子,她房间里的那面小镜子总是潮乎乎的看不大清楚——当然,那面大镜子却是通体发亮的,但是,只要她一走出门,她就可以从男人们的眼里照出自己的漂亮来,照出自己今天的穿着打扮来。她觉得,组成女人漂亮的元素其实很简单,五官再加上身材和皮肤。可是,这七个元素就像现代音乐里七个音符一样,它们的组合却是可以无穷无尽的,所以,女人的漂亮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是女人的漂亮?这很难说。就是那些对评判女人的漂亮很有研究的男人——那些美学家和美食家,那些对女人的五官组合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对女人的身材和肤色有着特殊爱好的男人——也常常会走眼走味,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对于女人的漂亮,阿敏觉得可以用这么一个公式来衡量:一个女人,从她十五岁开始,什么时候有十个男人对自己表示过好感,那时候,她就可以大胆地承认,自己是漂亮的,而且,她漂亮的程度和她被承认的时间早晚成比例。
阿敏知道自己是漂亮的,她十六岁的时候就知道了。也就是按照她自己事后创造出来的公式,从十五岁到十六岁的这一年时间里,就先后有十个男人以各种方式对她表示过好感。而且,根据公式看来,她还是非常漂亮的那一类——她十六岁就得到了十个男人的承认。有的女人到三十岁才积累了十个男人的好感,毫无疑问,那样的漂亮就要大打折扣了。可是,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漂亮在哪里。她从镜子里找不到确切的答案,甚至,从男人们那里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他们总是各说各话,有的说她的眼睛太迷人了,有的说是被她的小鼻子吸引住的了,有的说直到这时候——和她上床的时候,才知道她有多漂亮,至于怎么漂亮,又语焉不详了。她曾有过一个计划,那就是把男人们的赞美之辞分门别类地进行统计,看看自己到底哪一部分最吸引男人。的确,她是那种对研究自己像对研究男人一样充满兴趣的女孩。有一次,她到阿理家里玩,看到阿理的房间的墙壁上贴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图案。后来在阿理的提示下,她才弄明白那些图案都是一些女名星的局部——有李玟的媚眼,有章子怡的薄唇,有巩利的鼻子……还有手、腿、脚、头发、臀、腰等。在这一堆器官里,还有两个玲珑可人的青瓷碗和一片似乎正冒着泡泡的色调微蓝的沼泽地。她看不出这样的装饰有什么美,只觉得有点怪。她以为他又在解构什么。阿理是她知道的一个最富解构性的人,他总是试图去解构一切,他觉得一切总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另一种解释。可是,最后他却告诉她,这些图案就是她,就是他心里的她。他说,他觉得她的眼睛像李玟的那样迷人,她的双唇像章子怡的那样充满挑战——尤其是双唇紧闭的时候,她的鼻子像巩利那样充满红高粱的芬芳……至于那两个玲珑的青瓷碗和色调微蓝的沼泽地,没有等他解释她似乎也明白了。她不知道他这是在解构自己还是在结构自己,不知道他是把自己肢解成一个个美丽的现实还是正用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在拼凑着自己——他心中的自己。看着满墙的自己,她感觉到组成自己身子的各个器官正在一种巨大的离心力的作用下飞速地向外抛去,就像传说中的宇宙大爆炸那样。那一天,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那两个青瓷碗和那片色调微蓝的沼泽地失去了往日的兴趣,他在一番动作之后很快就爬了下来,躺在她身边,凝视着她——带着那么点探究和怀疑的神情打量着她,他似乎对这种充满探究和疑问的凝视更感兴趣。他微微蜷曲着身子,像子宫羊水里悬浮着的胎儿,那么无助,那么依赖地凝视着她。她心里一惊:他是不是喜欢,爱上了自己?她赶紧穿上衣服,她的动作那么急促、夸张,好几次在床上站起来的时候被自己的丝袜拌倒,差点摔下床来。她觉得,从来没有一个男人的目光让她感到如此赤裸裸的害羞和害怕。她走出房间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那张床四仰八叉地坐在房间里,宽大,平坦,甚至还有点肃穆和威严,像她老家大厅里的一张八仙桌。他还像一个胎儿那样躺在床上,瞪着孩子般的眼睛望着她——他似乎是被她一系列的动作惊呆了,当然,也可能是他又回到常态——那副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她几乎是逃也似的走出阿理的家,跑回学校。
回到学校,她冲了个澡。那时候还是白天,白天到学校的浴室里冲澡,是要引来很多目光的。似乎连学生咿咿哑哑的读书声也是一种见缝插针的目光。她在这些目光的迎来送去中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窗外是一片是田,这片田很大,一直延伸到树林边;田里的水稻刚刚一筷子高,是墨绿墨绿那种,一眼望过去,像是一片人工栽种的草原;稻隙间的水随着阳光移动的角度间或一闪或者突然从某个位置传来一片蛙叫,再或者田里正有戴着斗笠的农人在弯腰劳作着,更叫人不愿把目光拉回来。她很少拉上窗帘,这样的风景实在是可以入室的;只是,晚上也不大敢开灯,稻田里的飞蛾总是特别的多。知道外面有这么一片风景,又开着窗,所以,她觉得自己的小房间就显得又宽敞而又清亮。和衣躺在床上,她不由得就想到阿理那张四仰八叉的大床,还有床上像胎儿一样的他。对于床的爱好,也许可以算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他们都喜欢有事没事就往床上一躺。他们都不喜欢坐这种姿势,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坐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休息,而他们都讨厌形式。要休息就干脆躺在床上,要么就站着或走着。当然,就她的了解来说,她觉得他们对床的爱好,还是有所不同的。他喜欢有事没事、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似乎是出于他一以贯之的人生哲学,他的解构主义和吊儿郎当。他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事就是赶紧——寻找一切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躺到床上,人诞生和死亡的姿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动不动就躺在床上——一回家,他就躺在床上,就是在学校里上课,课间十分钟,他也要回到自己的兼作办公室的房间里躺一躺,那为数极少的学生作业批改他也是躺在床上完成的,同时,他也躺在床上回答学生的提问。所以,他动不动就躺到床上,一定不是因为他身子被生活的重力压弯了,而似乎正相反,却因为他生活里太少压力,他几乎是生活在生活的真空里,他伸手抓不住任何东西,所以,他就不由自主地躺到了床上,这就像,一个人落在水里抓不住任何东西,他就会以躺的姿势竖着悬浮在水里。他的生活里,唯一要做的事,似乎就是那一目了然的上课教书。但就是上课教书,他那当校长的爸爸也可以让他比其它人更轻松。所以,就是平时走路的时候,他也是一副躺在床上的样子——他的四肢,还有脑袋晃荡着,是那么放松,他细眯着眼,有气无力,真是睡眼惺松。她总是说他是竖着躺的人。的确,很多人都说他走路的时候都在睡觉。他对床爱好,但却不讲究。他家的那张床,除了大,真的说不出还有什么特点,既没有款也没有式,似乎真的是几块木板铺在条凳上的样子。除了那床总是缩成一团的被子,床上几乎也没有任何摆设。他认为床就是床,除了让人休息,它不应该承担更多的其它功能。但是,她知道,在他那张大床的靠背的一个小柜子里,他放着一些他称之为“卧读”的书。那都是些薄薄的小册子,是一些充满奇谈怪论和奥义的书,但更多的是蔡志忠漫画的一些经典,像《自然的箫声》、《唐诗说》等。他把它们藏得那么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从来不读书的。他似乎很快乐别人的这种误会,他乐此不疲。他好像喜欢让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来误会他、解构他。但是,她的爱好床,却似乎是出自于一种情结,一种说不清的情结。怎么说呢?她喜欢躺在床上休息的这种方式,她喜欢躺在床上那种姿势,她喜欢躺在床上观察的角度——看自己,看房间,看天花板,看窗,看窗外的天空——想问题的角度——她不知道不同的方位和姿势想问题得出的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但是,对她来说,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躺在床上就想明白了,当然,她还喜欢躺在床上的那种感觉——自由的、飞翔的、漂浮的、浮想联翩甚至是有点暧昧的感觉,她觉得,暧昧是一切感觉里最诗意的——而且还是唐诗宋词般的——感觉,没有一个女人愿意拒绝这种暧昧,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份说不清的情结: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她爱床,她喜欢床,她喜欢躺在床上,甚至是永远。
她爱她身下的这张床,她对它的确充满着一份说不清的情结,充满着依恋和感情,就像一个骑手对他的坐骑,农民对他的土地,一个歌手对他的吉它一样。这是一张木头打的小床,一看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学校发给青年老师的那种“公床”——它们都是铁架子床。它甚至没有油漆,露出木质的本色,那杉木的纹理,年轮还有那点缀在这些流畅的纹路上的颜色微暗的树瘤,都清清楚楚,倒像是刻意装饰上去似的。从床的用料和做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打这张床时那份认真和庄重,还有一点尽力而为——好些床栏都是将就木料原来的形状,可见,在当时要打这么一张床,而且是为一个女孩子,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庄重的事。她记得,这张床是老爸老妈在她十六岁生日的时候送给她的,同时,还在楼下为她隔了个单间。在那之前,他们一家挤在一个房间里,她和妈妈一起睡,弟弟则和爸爸睡在一起,她去学校读书的时候,则是弟弟一个人睡。在那时候,这样的生活非常普遍,每一个过来人对其中的不便和尴尬,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对于一个早熟的、敏感的、仔细的女孩子,更是如此。她甚至觉得每一个暑假——主要是这漫长的又无遮无拦的暑假——爸爸对她总是非常不友善,总是充满着挑剔和敌意,似乎是她占了妈妈似的。那时候她还小,又是那么仔细的一个人,她既不能住在同学家,又不能晚上跑到邻居的女孩子家去睡。可是,她没想到,老爸老妈却叫人给她打了一张床,还给她隔了个小房间。那时候,他们家还很穷,做这一切都不容易。他们把木工师傅叫到家里开始又锯又刨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她要做什么。后来,当她和弟弟从木工师傅的手下慢慢看出了床的样子,他们就急着问爸爸妈妈是做给谁的,然后姐弟俩就从嘴上展开了争夺战。他们争得那么认真,理由又各是那么充分,木工师傅听了都不由得笑出声来。他的笑让她意识到他们的争论涉及了某些东西,那些有关夜晚的东西,她赶紧噤了声,和弟弟换了个争论的地点。就是到那时候,她也没有把它和自己即将到来的十六岁生日联系起来。
“当然是阿建的。”爸爸妈妈却一反常态地站在弟弟一边。平时,他们总是更多地护着她。
“为什么?他才多大啊,就要床,啊?”她委屈极了。那种委屈,到现在都能想象得出来。
“阿建睡相不好啊,旧床经不起他夜里翻来覆去啊。”爸妈笑着说。
“那我从晚上开始,也睡得像阿建一样,踢,踢——”她气得一个劲地踢地上师傅锯下来的那些边角料,而且下定决心晚上睡觉要故意踢个天翻地覆。她的睡相一直都是被大人们夸奖的,妈妈说她就是睡在扁担上也不会摔下来——一整夜,她几乎总是一动不动的。那天晚上,她当然也是那么一动不动,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她在梦里真的是又踢又闹无限委屈。
爸妈特意为她打了这么一张床,也许觉得她真的大了。在他们那一代人眼里,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已经算是半个大人了。妈妈十五岁的时候就进了爸爸的家门。也许是爸妈对她长大了这种过于隆重的肯定——当然她知道不仅仅是——让她和她的床都一时迷茫了起来,暧昧了起来,以至于很快地,她就在新床上完成了从一个少女到女人的过程。那时候,她虽然在家里像个公主——即使再贫穷的家庭,也可以让一个可爱的孩子有种种当公主的权利和机会——可是,在学校里,她却觉得自己是一个灰姑娘,一个丑小鸭。而这份丑小鸭的感觉恰恰来自于她中等以上的成绩和中等以上的外貌。爸妈送给她当十六岁生日礼物的新床,让她更是在这种丑小鸭和白天鹅之间来回摇摆着,几乎让她找不到自己。她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后,村里的那些年轻人——有女孩子也有男孩子——不免就会跑到她这儿来玩。有一个休息天,她刚从学校回家。当同村的一个男孩子在她房间里玩的时候,她鬼使神差地让他动手动脚,然后,在一阵不知所措中,她感觉到一种钻心的疼痛,就像小时候去医院打针,在一阵醮着酒精的药棉心醉神迷的微凉之后突然就来了一针。她叫了起来,推开那个男孩。他走了,几乎是逃也似的。她发现,床单上是一片形状有点模糊色泽微暗的血渍,似乎不胜胺脏的样子。她望着它,感觉它慢慢地极富张力地向四下里洇了开去,似乎要把整个床单都染红了,似乎要把她整个人都拉进它的红色沼泽里。当她抬头的时候,她才发现房间的门一直是开着的,窗也是开着的。
望着这片女红,她好久了才知道惊慌,而更长一段时间之后,她才真正意识那是怎么回事,意味着什么。她急忙下床端来一盆水,用自己的毛巾小心地使劲地擦起来。这时候,她才发现它其实只有小小的一片,像一片小小的枫叶印在白蓝的床单上,很模糊,像是端午节不小心把刚染的红蛋掉到床上而印出的一个红印。可是,它却那么坚强,她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总是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印在床单上。她用了洗衣粉,用自己的牙刷挤了牙膏,都没有太大的作用。最后,她用被子把它盖了起来。然后,她关上门,走出房间。在走出房间的那一刹,她看了一眼她的那张新床,眼里充满艾怨。
走在路上,迈步的时候,她感觉到下身微微的疼。她好几次回过身去,怕身后有人看着。她觉得,这时候如果有人在身后望着她,一定可以看出她走路时的那点异样。走到那个男孩家院子里,她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家里人告诉她,他不在家,不知死哪里疯去了。后来,她在村子小溪里的那座桥下找到了他,他正和几个男孩子在打扑克。她站在堤坝上,望着他们。他们都不由得停了手里的牌,好奇地望着她,只有他一直低着头,偶尔往她这儿瞥上一眼。
“过来——”她叫道。
他们面面相觑。
“过来,给我过来。”她更大声地叫道。
他们还是面面相觑。
她又站了一会,然后就走了。他就那么一直低着头。在路上,她想不明白,自己的第一次怎么就给了他。当然,确切地说,是被他给拿去了。在常来她那儿玩的一班男孩子当中,他是最不起眼的。对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他就是那种最不惹眼的男孩。可是,她的宝贵的第一次鬼使神差地却给了他。不过,这样也好,她想。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会有太多的纠缠不清;给了一个自己讨厌的人,又会有太多的不平。似乎只有给他,才是自自然然的事,才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次意外事件。好在,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一见她,就远远地跑开了。这让她慢慢地原谅了他,慢慢地忘了那片红光。后来她想,他虽然是一个不惹眼的男孩,却颇有心计,颇能察言观色。后来他初中毕业后去做生意了,赚了不少的钱。有一年正月,他带着他新婚的妻子走过她家院子,他停住了,对她说,如果她要钱用的话,吱一声就行。她笑了笑,说需要的话会说的。这是他们自那事之后第一次说话。
那个星期一,当她走进学校走进同学当中的时候,她像一个怀着某种巨大秘密的人那样观察着大家也观察着自己。可是,没有人意识到她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因为是初三毕业班了,大家都埋头读着书。她觉得自己还是那只不太引人注目的丑小鸭。看着大家认真的样子,她既感到小小的羞怯和不安,又感到一点点少有的轻视——她觉得她们都太幼稚了。她的情感又在丑小鸭和白天鹅之间晃荡着。好在,这份复杂的情感很快被中考前的紧张气氛掩盖了过去了,带了过去了。没想到的是,她考上了师范。
师范三年,在暑假或寒假里,常常溜进她的房间,溜上她的床的,是她邻居的一个男人。他还没有结婚,可是,她知道他是一个男人了。他第一次摆弄她就那么老道,不慌不忙,各种技巧层出不穷,她就知道,在她之前,他一定有过不少的女人。有时候,一到休息天,他也会借一辆别人的摩托车,开到学校去接她,把她接到他单位的房间或朋友的房间里。他在一个镇上的一家信用社里工作,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想,那时候,她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这——她需要有一个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一辆摩托车把她接走,去度周末。她觉得自己一直都不太幸运,读师范的时候也像读初中时一样,她的自信和情感也总是在丑小鸭和白天鹅之间摇摆着,她似乎一直都融不入班级的上流,但也一直不曾落在最后、被遗忘在角落里。慢慢地,她只好沉缅于自己的生活里。女同学们说她是沉在爱情里不能自拔,其实她知道,她和他算不上爱情,甚至,床上的那些短暂的快乐也不是她想要的,她要的,似乎仅仅是一种外部的力量,一种能把她从学校生活拉出去、把她区别开来的力量。她和他围绕着床而展开的关系,在她师范毕业那一年也划上了句号。他拿了信用社里的一大笔钱——他是社里的出纳,他有一把金库的钥匙,有一天,大家喝了酒之后,他在送主任回家的路上,把主任的钥匙也拿了过来——和一个大酒店里的一个三陪女跑了。当然,很快地,他就被抓了回来。那笔钱,已经被他和那个三陪女用去大半。她真的要感谢那个三陪女。她觉得,他除了胆大、殷勤、蛮力之外,真的是一无是处。好多次,当他强行溜进她的房间,压在她的身上,她真担心自己将来不知怎么才能打发掉他。现在好了,监狱把他关了起来,她又开始她的新生活。虽然,他最后在法庭上申辩的时候,他傻傻地,矫情地说自己拿钱是为了她。她非常恼火,所有的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比对案情还要感兴趣,但是,她还是很快地在心里原谅了他的胡说八道:只要他坐牢了就好,其它一切她都愿意接受。她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他想在那么多人面前,在他即将被投进大牢的最后一刻,表白对她的感情吗?还是,情急之中,他想拉一个人垫背?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是多么可笑啊。她想,自己怎么就会和他呢?可是,有一段时间,几乎是读师范三年的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寒暑假,她觉得自己都是那么需要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啊。
后来,当学校给她分了个小房间,她决定把家里的这张床搬来的时候,让她稍稍犹豫的,也就是邻居家这个男人留在床上的影子。可是,她是那么喜欢这张一直陪着她的小床,就像老人喜欢他们漆满茶垢的紫砂茶壶一样。她家离学校不算太远,二十来分钟的路程。那一天,学校的四个年轻同事帮她搬床,阿里也在其中。当他们走进她的闺房的时候,大家笑着说还是别搬了,这床和这房间好像已经生在了一起了,搬了床,这房间就没有味道了。她笑了笑,没说什么。她开始动手整理她的床。他们一开始也傻傻地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个甚至还想帮忙。但是,慢慢地,当她从枕头下像变魔术似的拿出一件又一件女人用品时,甚至,她还拿出了一包卫生巾和安全套,他们就慢慢地退了出去了。只有阿理还留在那里,脸带微笑地,似乎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她拿出一件又一件带着女人们秘密气息的小东西。她慢慢地掏着,像是挖掘着一段关于一个女人成长的历史。她知道,她人还没到这个学校,她的名声早已经来了,尤其是她跟她邻居那个男人的事,在她们这,几乎可以算是家喻户晓了。可是,她无所谓。当女老师们脸带含义丰富的笑和她打着招呼或说男女之事时,她总是一脸的坦然。好像年轻的男老师们也不在意这些,他们总是有事没事地和她套着近乎。这让她相信了自己的漂亮,相信在一班女老师中,她是其中的佼佼者。
床小,又轻,所以四个小伙子抬着,就像游戏一般。大家一路走着,一路说说笑笑。她跟在他们后面,抱着个枕头。似乎因为抬着是一张床,大家说说笑笑里不禁就带了那一点暧昧的意味,带着点玩笑的口吻。她并不避讳,她的确喜欢这种带着点暧昧的东西,那是一种让她心暖的感觉。后来,当走到一段没有人家的路上,大家笑着叫她躺到床上给大家抬。大家停了下来,似乎坚决要她躺上去的样子。她就真的躺了上去了。大家用力地抬了起来,大家不由得都笑了,大家故意用力颠着,像颠着一顶花轿。她更是被他们颠得笑不出声来。她看到头上的蓝天白云都被他们颠得一闪一闪的。他们就这么嘻嘻哈哈地抬了好长一段路,他们笑得是那么响,路两边正在稻隙里觅食的鸟儿都被惊了起来,一乍乍地飞;远处一些农民也放下手里的活,笑望着他们。突然,阿理抬着那只脚一沉,她就像一只下锅的水饺一样滚了下来,摔到路边的稻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