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聪明地言说

——在第十届“温州文学周”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包兴桐

面对当下现实，文学应该如何发言呢？我想，面对这样大的一个题目，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随便地讲。先不要说现实和文学是一种什么关系要颇费些口舌，文学的言说是否有意义也颇为怀疑，单就人情世故来讲，对这样的问题发表“高见”是极不谦虚极不成熟的表现。但作为一个后生，一个文学青年，一个对文学还怀着虔诚梦想的写作者，我就像许许多多高中文科班的学生一样，喜欢做这样的押题作文。

我觉得，作为温州的一个小说写作者，我是幸运的。文学的“温州现象”以及钟求是、王手（吴琪捷）两位老师的小作创作实践，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王手老师的《谁也不想朝三暮四》、《西门之死》等作品，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我们生活的现实和作者曲折的言说；钟求是老师的近作《零年代》不管是从题目到故事还是主人公赵伏文的追求感受，都巧妙地反映了我们当代人（当然包括温州人）的困惑和思考。我觉得，面对当下的现实，他们的言说是极其聪明甚至是智慧高明的。你说它们不是主旋律吗？当然是。但你要是说是，它们又没有一般主旋律宏大的主题和叙述。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面对现实，文学应该聪明地言说、曲折地言说、关注底层和人性地言说。

当下的现实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最强烈的感觉是，当下我们很多人过得是一种富而不贵的生活。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很多人把富和贵等同起来，认为富就是贵，贵就是富。照理说，贵（高贵）应该是一个人作为人本身存在的品性，也就是人的精神品位和心灵境界，以及所表现出的人格气象，具有某种超越性，具有超越世俗凡尘的气度风范。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生灵，人们之间的差别更多不在外在的生活形态，而在内里的心性涵养，这是更为本质的差别。照理说，我们活着，应该有一部分人——应该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去追求生命存在品质的纯粹、崇高和光辉——一种人性上的成就。可是，在当下的现实中，我们看不到。

沈从文说过，文学就是向人们展示一种可能的生活。我把这种“可能的生活”理解为一种应该的生活。米兰昆德拉也说，没有发现的小说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小说应该有所发现：发现一种应该的生活、应该的人——当然也可能是不应该的生活、不应该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当下的现实，我们所要言说的，就是向人们传达一种可能的应该的生活。它的表述方式有两种：书写过去或未来。文学不应该像照相机一样机械地复制现实。通过对过去的书写，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有过一份怎么样宝贵的生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用寓言的形式写下了《从前的村子》。其实，我们如果想想我们的古人——那些历史上记载了下来的古人，比如陶渊明、王维、苏东坡或者魏晋名士——我们就会突然明白一种可能的生活一种应该的生活曾经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历史长河中。至于书写未来，我想也应该是寓言式的，它会告诉我们，如果就这样做一个“不应该”的人过一种“不应该”的生活，最后将会怎么样，人类将会怎么样。

也许，在今天这样言说多元化媒体化娱乐化的时代，文学的言说的确是衰弱的，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仍然是值得我们相信和期待的，就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对文学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我知道有些东西只能靠文学及其特殊的手段提供给我们。”所以，我们仍然应该言说并且尽可能聪明地言说——即使为了我们内心那份隐秘的发现快乐，我们也应该努力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