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说和最小说家

——卡佛和他的小说

包兴桐

对于小说阅读，也许我真的有点崇洋媚外，虽然像张爱玲、王安忆、迟子健还有余华等小说我也喜欢，但远没有像对米兰·昆德拉、巴别尔、胡安·鲁尔福那样喜欢，或者说，我也看我们中国的小说，但它们很少有像米兰·昆德拉、巴别尔、胡安·鲁尔福的小说那样给我震惊、震憾，以及持久的回味。所以，忙里偷闲，我花时间看的，大多是国外一些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最近，断断续续地，看完了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自选集，我又一次沉浸有持久的回味中。虽然，卡佛的许多小说内容、情节刚刚看过不久我就已想不大起来了——他的小说没有大的故事，没有曲折的情节——但我仍在久久的回味着，不断地在心里感叹着。小说所描写的一些细节、情绪，就像孔夫子所说的昭乐一样，绕梁三日不散，大有让我三月不知肉味的意思。我想，卡佛的小说也许不是一流的、最好的，但却是“最小说”的（ “最小说”被郭敬敏之流盗用了真是可惜！）——至少，它是小说的重要分支之一，我想，有一种小说就是应该这样展开、生长的。

那么，卡佛的小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为什么觉得他的小说是“最小说”？我想，在今天，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讲故事的文体，也不是传统所说的小说三要素所包括的一种书写，而应该是一种实验和实践。米兰·昆德拉说：没有发现的小说是不道德的。“发现”，是贯穿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种实践。卡佛并没有直接说到自己小说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米兰·昆德拉的影响，但在他的这本小说自选集的前面，他却引用了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那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只在尘世上走一遭，我们既不能和前世相比，也无法对来世加以完善。”这至少可以看出，卡佛在小说意义表达上，在内容选择上，是坚持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发现原则的。卡佛说，他着迷的事情包括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为什么经常失去自己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对自己内在资源的处理不当等。他也对生存感兴趣，想知道人们在被生活击倒后能做些什么。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卡佛的小说，我觉得似乎可以这么概括：关于细节的发现、放大和抒情。卡佛的短篇小说，也许用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给短篇小说的定义是最恰当的：“眼角闪过的一瞥。”在我看来，卡佛的小说，正是从这“一瞥”获得灵感，然后切入，然后生发——先是有“一瞥”，再给这“一瞥”赋予生命，将这“一瞥”转化成对当前时刻的阐明。卡佛和他的小说告诉我们：短篇小说家的使命就是充分地利用这“一瞥”，用智慧和文学手法来展现作者的才华，尺寸感，适度感，以及对外界事物的看法――他们特别强调与众不同的看法。而这一切，是要靠清晰准确的语言来实现的。卡佛说：“用语言赋予细节以生气，使故事生辉。语言精准了，细节才会具体传神。为了准确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词。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同样可以起到一字千斤的效果。”

卡佛小说写作的主义是什么呢？他没有直接地说。但是，他说，他已经准备了一些三乘五寸的卡片，并贴在自己写字台正面的墙上，在那些卡片上，他要写的东西有：

——“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黛因生）

—— “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 庞德）

——“……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 从契诃夫（Chekov）的一篇小说里摘录的一句话。）

—— “别耍廉价的花招”（作家沃尔夫(Geoffrey Wolff)对他的学生说话。卡佛说自己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句号。他说：我痛恨花招，在小说中，我一看见小花招或伎俩，不管是廉价的还是精心制作的，我都不想再往下看。）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子上的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在巴别尔(Isaac Babel)的那部绝妙的小说《盖 • 德 • 莫泊桑》里，叙述者有这么一段有关小说写作的话。）

卡佛像这样准备写在卡片的小说写作“座右铭”还有不少，比如，他就很推崇纳博科夫(Nabokov)的本事：“在一首诗或一篇短篇小说里，我们完全可以用普通而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普通的事情，赋予一些常见的事物，如一张椅子，一扇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或一付耳环以惊人的魔力。纳博科夫(Nabokov)就有这样的本事，用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让你读后脊背发凉，并感受到艺术上的享受。我对这样的作品才感兴趣。”再比如，他说自己喜欢康奈尔那种认真的工作方式：“康奈尔(Connell)在谈论小说修改时说，当他开始删除一些逗号，随后又把这些逗号放回原处时，他知道这部小说差不多写完了。我喜欢这种认真的工作方式。我们作为作家，唯一拥有的只是些字和词。只有把它们连同标点符号一起，放在恰当的位子上，才能最好地表达我们想说的东西。”

从卡佛这些小说写作“座右铭”不难看出，卡佛小说的特点和坚持，用一种比较流行说法，就是：极简主义。极简主义据说最早来自评论家赫金格对卡佛作品的定义，“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减法者”。而颇具号召力的“加法者”约翰·巴斯，则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极简主义的确是卡佛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卡佛自己所说的，“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这其实又回到了海明威的路子上：只要你自己清楚你都省略掉了什么，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

　但我觉得，这还不是卡佛小说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他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事实上，卡佛本人也是一直不肯接受“极简主义”这个标签的。我认为，卡佛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细节的偏爱，对细节的发现、放大和抒情。

卡佛是这样一个小说家：“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作家要有面对简单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卡佛的坚持和天才表现在：“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作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做到的。”卡佛善于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并对其作出准确的描述。塞尔茨曼称卡佛为“寻常事物的鉴赏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卡佛不是减法者，他的小说不是极简主义，恰恰相反，他是加法者，放大者，他的小说是极繁主义——把一个细节放大得无穷大，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卡佛能从寻常的事物中找出不寻常的东西，并对人物的一些细微动作，如摁灭一根香烟、挂上电话、放下杯子等等，赋予特殊的意义和张力。当然，这份极简主义和极繁主义并不矛盾，一个层面的减法就是另一个层面的加法，一个层面的极简主义则必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极繁主义。极简是形式，极繁是意义。

我们还是看看卡佛的小说吧，看看他是怎么把这份极简和极繁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只要看看卡佛小说的题目、开头和结尾就差不多了。

关于小说的开头，卡佛在《论写作》中给我们说过一句一段很重要的话：“有一次，我坐下来写最终成为一部很不错的小说。开始，我只有开头的一句话：‘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知道有个故事在那儿跃跃欲试，我能从骨子里面感到那句话是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我能有时间的话，哪怕只有十几个小时，我会写出个很好的故事。我终于在一个早上坐了下来，并写下了那句开头。很快，其他句子接踵而至。就像我写诗时那样，一句接着一句。不一会儿，一个短篇（《把你的脚放在我的鞋里试试》）就成形了。我知道我终于写出了一个我一直想写的故事。”这种写作体验对很多小说写者来说并不陌生，只是，卡佛可能把这种“直觉的写作”推向了一种极至，推向到写作的常态——卡佛就声称自己是一个“依靠直觉的作家”。在《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中，卡佛是这样开头的：“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

也许，卡佛小说的结尾更能说明这种极简主义和极繁主义的巧妙结合。卡佛在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他在小说的结尾处常常不给出终结，而是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一位评论家说卡佛的小说“不仅告诉我们哪儿出了问题，而且还暗示了等在下一个转弯口的灾难。”而这个等在转弯口的灾难往往比那个已经说出来的还要大。比利时作家阿利亚斯？米松（Alain Arias-Misson）说卡佛小说“往往结束在悬崖边上，故事中的人物被吊在不确定的空气中。”这种悬而未决式的结束在读者心里造成一种不自在，迫使读者顺着小说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去寻找答案。这样“结束在悬崖边上”的结尾，在卡佛的小说里真的太多了：

“‘阿拉斯加有什么’她说。

　他翻过身来，趴在床上，小心地把自己挪到床的他那一边。不一会儿，她就打起了呼噜。
　　他正准备把台灯关掉，就觉得在走廊里看见了什么。他紧盯着那儿看了会儿，好像又看见了，是一双小眼睛。他的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他眨了眨眼，仍然盯着那儿看。他弯下身来找个可以扔的东西，捡起了他的一只鞋子。他坐直了身子，双手举着鞋。他咬着牙，听着她的呼噜声。他在等着，等着它再动一下，等着它发出最细微的响动。 ”（《阿拉斯加有什么》）

“‘这些人都疯了，’保拉说。

马尔斯拍了拍她的手。

‘他们真恐怖，’她说。

他没有回答。她的声音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他继续往前开着。雪花扑打在挡风玻璃上。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前方的路。他正处在一个故事的结尾处。 ”（《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

“梅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酒洒在了桌子上。

‘酒没了，’梅尔说。

特芮说，‘现在干吗呢？’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噪音，直到房间全都黑下来了，也没有人动一下。 ”《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

“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的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好事一小件》）

这样停在悬崖边上的结尾，会让我们把心也搁在上面，久久地，回味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读卡佛的小说让我不能释怀的，还一个原因，那就是卡佛本人。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著是令人费解，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在多年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写作从来就没有带给他生活中的改变，这是卡佛成名后接受访谈时常常提到的。他多次宣告经济破产，曾经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他说：“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但是，卡佛还是坚持坐在“随时都会被别人抽的椅子上”写作，而且还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所谓的发达的国家。甚至，他不无玩笑地说，他写小说和诗歌，是因为“我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东西。”写作——短篇小说或诗歌，对卡佛来说，不仅是一种艺术活动，更是一种生存状态。面对这样的小说家，我们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最小说家。

6月7日写毕于渔樵耕读